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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国:把高等教育办成真正的“教育”

2012/8/27 4:55:45 | 3354次浏览

  当前对高等教育的思想意识层面,我们还停留在“一统天下”的阶段,即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整个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发展路线。

  近期,各高校已经陆续开学。今年,全国各高校录取人数达到近685万,虽然这一数字比去年依然有所增加,但增幅已经大大放缓。事实上,随着近4年来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高考大扩招已经慢慢结束。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下一步的改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唐安国坦言,目前的高等教育已经步入“深度改革阶段”。而对于何为“深度改革”,今后的改革中高校又应该注意什么,唐安国有着自己的考虑。

  改革应转入制度、意识层面

  在唐安国看来,在经历了高等教育的大扩张之后,现在是进行高教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时期。

  “前些年,各高校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对规模的追求上,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内涵发展。如今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高校已经没有了扩大规模的冲动,更有可能关注高等教育本身,而这份关注所带来的结果便是高校改革的深入。”唐安国说。

  他表示,所谓“改革”可以包括三个不同层面,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之前高校的很多改革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比如对校园的扩建和硬件设施的购进。但目前我们需要对制度和意识层面的改革更加关注。“改革如果不涉及制度层面,就不能称之为改革,仅仅是‘改良’而已。而在制度层面发生变化的背后,则是观念和思想的变化,意识往往领先于制度,但要在制度层面得以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对高等教育的思想意识层面,我们还停留在‘一统天下’的阶段,即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整个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发展路线。”唐安国说,但高等教育的问题一定要多元化,否则会受到阻碍。

  这里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在政治经济学里,高等教育一般属于上层建筑。但对此,唐安国并不能完全同意。“高等教育有上层建筑的某些特性,但如果我们仅仅将其理解为某种经济基础上的‘工具’,就很容易导致在人才培养中的功利性和狭隘性。”他说,我们不能事前圈定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此得出对教育者是否有利的判断,从而决定是否对其培养。“我们需要淡化教育的功利性,而是将着力点放在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上来。”

  自主权是改革关键

  在不久前颁布的教育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附列了数百个关于教育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将以各个高校为主体进行研究。唐安国表示,这说明了高校的深化改革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当前的高教改革已经进入了很关键的阶段,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但其中的基础问题是:怎样把高等教育办成真正的教育。”唐安国说,办教育不同于办行政,不能把学校看成行政机构的下属单位,而是要将主导权还给校长,还给教育家。

  “将课题的主导权放在高校,说明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高等教育要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换句话说,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当前改革的题中之义。”唐安国说。

  然而,也就在各高校纷纷开始进行一定探索的时候,坊间也有人认为,很多高校的改革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对此唐安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改革和实验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谁也不会一开始就把各种因素考虑得清清楚楚,从这个角度上讲,盲目一点儿没有任何关系。”他表示,改革的过程中走一些弯路十分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思路可以不清晰,“进行顶层设计的管理者和校长们,尽管其改革思路可以千姿百态,但重要的是,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需要围绕着什么样的主题进行,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施化肥就产不了粮食”

  8月15日,上海交大公布了2012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我国高校在此榜单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总体成绩依然不佳。而就在此榜单颁布后不久,唐安国曾就此与高教界人士有过一次深入对话。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唐安国说,上海交大此次公布的榜单是以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进行排名的,国内高校很少能进入前200名;但在另一些以学术投入为依据的排名中,中国高校甚至可以排入前50、前30。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高校的“投入产出比”过低呢?

  唐安国坦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依然存在着将投入产出过于量化的误区。“高等教育不同于农民种田,后者的春种秋收是可以预计的。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这样的投入是否可以有一个时间概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等教育的大量投入具有长期效应,短期内并不能见效。”

  具体到排行榜问题,唐安国认为出现目前投入产出差别巨大的状况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真正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投入基本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之前的投入很多都用在了建校园以及硬件设备的购置上。”仅仅几年的时间,不可能立刻带来很明显的学术回报。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依然以农民种田作比喻,资金政策的投入就好比化肥,没有化肥是产不了粮食的,而且只有大的投入才能带来大的产出。”唐安国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算短期利益,而要将目光放长远。在保持足量投入的基础上,相信再过5~10年,我们的高校学术会有一个大的进步。

  大学引领社会 政府面对现实

  如果说科研与学术算得上是衡量高校发展的“硬指标”的话,那么前段时间被很多人提及的“人文精神”就可以称为高校发展的“软实力”了。在采访中,唐安国也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大学文化。

  “对于培养人才来说,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外,还需要作为人本身的一种精神,这便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最直接来源,培养专业人才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但对于人文精神本身,也需要作一定区分。”唐安国说。

  在他看来,大学的人文精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和保护作用,使传统精神能在大学校园里得到传承;而第二个层面则是要对时代精神作进一步的发展开拓,大学应该具有进取心,通过引领潮流达到对独立的追求。

  “对一所真正的大学而言,这两个层面的精神都很重要,但目前,我认为大学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后者。能不能引领社会,能不能走在时代前列,敢不敢追求自己独特的精神,这是考验当今大学的一道难题。”唐安国说。

  事实上,正是由于大学人文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与社会行政机构有着本质的差别。“大学是引领社会的,而行政机构则主要面对现实,大学更关注未来发展,否则培养的人只能是‘近视眼’。”唐安国表示,当前我们如此强调改革的最重要原因也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去行政化、追求大学独立性,就因为大学需要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否则,大学只能成为社会的附庸,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