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能否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方创琳：京津冀一体化可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可圆北京建“世界城市”之梦。

　　从北京“摊大饼”诱发的大城市病分析，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人口无序增长，交通拥堵，雾霾频发且强度加大，正在陷入城市病高发高危期。

　　虽然北京市的城市化水平高达87%以上，但城市化发展质量却不高，北京整体处在亚健康状态，具体表现为北京的城市化成了“算出来”的城市化、“比出来”的城市化、“耗出来”的城市化、“染出来”的城市化、“拆出来”的城市化和“挤出来”的城市化。

　　城市病陷入高发期和亚健康已经无力通过自身努力得以缓解，只有借助周边地区，从更大范围和更广视野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该放的放”、“该收的收”，逐步释放交通、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使城市回归健康状态。

　　从国际化和几何三角的稳定性分析，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而世界城市是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必须与天津、河北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发展格局，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为了建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金三角”，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重大任务。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并要求京津冀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中国科学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建立城市群发展体系，优化城市之间的分工，对此您怎么理解？

　　方创琳：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前提是北京“去中心化”。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国家政治、文化、科教和国际交往中心，是国家经济、金融决策和管理中心，无数个“国家中心”和无数种最优秀的资源都过分集中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身上，使得“大城市病”越发沉重，北京要减负，就必须对“中心化”进行取舍，除了给中心取舍减负，城市规划也不宜把某项职能过于集中一地，北京更多应该承担起政治中心、科教中心和研发中心的职能。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秦皇岛、石家庄、沧州、承德、张家口10个城市，土地总面积18.2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占全国的7.59%，总人口占全国的6.30%，城镇人口占全国的11.11%，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9.06%，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10.56%，在由20个城市群为主导、以两横三纵为主轴的“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宏观格局中，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提出继续优化建设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国家级城市群并争取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城市群。

　　这里，京津冀城市群是京津冀地区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从高度同城化分析，在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将突破行政区划体制束缚，逐步实现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城乡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市场同体、科技同兴、环保同治、生态同建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从高度一体化分析，在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中要重点推进6大一体化，即城市群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区域性市场建设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建设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体化。只有首先建设好京津冀城市群，以此为核心才能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如何推进这一进程？

　　方创琳：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和京津冀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可采取融智、融商、融资的“三融”模式和等高对接模式，实现京津冀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高铁、高速公路、轻轨等交通的等高对接，推进电力、电讯、燃气、供热、供水、排水、防灾减灾、医保、社会保障、金融设施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等高对接，加快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加快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接，比如共同治理目前严重的雾霾污染，共同治理水环境和固体废弃物环境。

　　此外，鉴于廊坊市处在京津冀一体化的交汇地带，可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机遇，把廊坊市建成京津冀一体化的先行先试区，把廊坊市的“三飞地”（三河市、香河市、大厂县）整合建成一个地级燕郊市，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