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上的生物学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达尔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论证了物种的演化，但并没有解决如何遗传和变异的问题，真正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奥地利学者孟德尔。从1856年到1864年，孟德尔利用豌豆进行杂交试验，针对茎株高矮、种子皱圆、花色红白等遗传性状进行统计分析，最终总结出遗传因子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遗传因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基因。这一重大发现开辟了人类认识生命的新纪元，对于医学、农业等学科领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譬如，20世纪上半叶，植物学家发现了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为作物杂交育种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我国，最为人熟知的育种学家当数袁隆平。1960年，这位湖南安江农校的年轻教师了解到杂交育种技术已用于高粱和玉米，于是开始了水稻杂交育种试验。当他把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后，发现秧苗参差不齐，符合孟德尔定律，于是断定：这个特异的稻株应该是天然的杂交稻。

令人称奇的是，从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到1973年他带领的团队建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所经历的时间竟然与当年孟德尔进行豌豆杂交试验的时间如此接近！时至今日，杂交稻优良品种已占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从孟德尔到袁隆平，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和技术的百年接力，堪称科学理论支撑技术创新、共同形成“第一生产力”的生动例证。

在我国，科学和技术经常被缩略成一个词——科技。但是，科学和技术并非一回事，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科学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原理、规律，技术注重的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譬如培育新品种、发明新方法和创造新工具等等。袁隆平的研究，总体上属于重大技术突破的范畴。如果孟德尔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痴迷于豌豆植株高矮、种子皱圆的研究，可能会被一些人忽视。但是，如果没有孟德尔的理论，就不会有袁隆平的成功。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可不可以坐等国外的科学成果出来后，再搞“管用”的技术研究？万万不可以。今天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步伐比19世纪时要快得多，等我们领悟到别人发现的可能用途，人家的样机、模型、品种可能早已经推出了，我们只能永远步其后尘。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由于西方关注玉米、高粱大大超过水稻，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从头开始搞杂交水稻。

根深才能叶茂，中国要成为领跑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固本强基，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同时重视基础研究，努力成为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