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5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举行运动会。

3000米长跑队伍中，有位男子，身材结实，肤色健康，矫健的步伐显示出曾经的运动底子。“很享受，至少我坚持跑完了，让大家看看，我也能到最后。”他向比自己年轻一大截的选手们调侃道。

然而，他的人生轨迹中，却一直跑在最前，甚至遥遥领先：2004年，41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有人称，他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2003年，他参与筹建北生所，在这块试验田上耕耘十年，除了丰富的科研、人才产出，也搅动了一池春水，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他就是北生所所长、中科院外籍院士王晓东。

就是要干“逆天”的事

北生所的大厅，没有各级领导的考察照片，除了简介之外，墙壁最显眼处贴满了密密麻麻已发表的论文成果，其中不乏《科学》《细胞》《自然》等权威杂志。这就是对科研工作者最好的致敬。

让科研人员回归学术，让学术回归本真。这就是王晓东的治所理念。

2012年，李文辉研究员在乙肝病毒感染细胞机理上取得重大进展，并发表文章。这一重大原创性发现，可能为肝炎和肝癌防治带来新机遇，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然而，这项成果是他自进入北生所5年来精心磨出的唯一“一剑”。换作别的科研院所，谁能容忍一个实验室主任长时间没干出“像样业绩”，不发重头论文？但作为所长，王晓东做到了。

“我从未怀疑和干扰过他的工作。原始创新就要追求卓越，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干别人不敢想的事情。”王晓东经常说做科研简直就是“逆天”，“因为要把人类已知的知识世界边界再向前推动。别人钱和资源不比你少，天资也不比你差。为什么轮到你？”

由于王晓东的执拗，幸运之神格外眷顾北生所。目前该所已在国际顶尖杂志《科学》《自然》和《细胞》上发表30多篇文章，其中，9位年轻科学家发表文章两篇以上，一位发表5篇。2012年，全球著名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颁发国际优秀年轻科学家奖，17个国家，600多名申请者，28位入选者，有7位来自中国，北生所就斩获4席。

心灵与物质的自由

北生所在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应运而生。作为改革试点，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2005年12月正式挂牌运行。北生所实行由科技部等7部委和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定位为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全所无一编制，从所长到所有工作人员实行合同聘用制；没有行政级别，所长为法人。

2003年，北生所全球招聘，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此后不久，王晓东凭借其在细胞凋亡特别是引导癌细胞凋亡治疗癌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美国人员中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

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科研事业顺风顺水，王晓东却不走寻常路。选择筹办北生所之后的几年，王晓东穿梭于中美之间，忙时一年飞8次。2009年他入选“千人计划”。2010年，他全职回国担任所长，专心经营这块肩负众望的试验田。

王晓东称自己学成回国恰逢其时，因为中国志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更需要在原始创新上发力。

“回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北生所需要我。”在王晓东看来，同事需要他的，不是手把手教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而是传播并实践一种理念——按照国际标准做最好的科研。

王晓东一直为科学界的悖论而困惑：最有创意最有动力最有能力的年轻人往往没有自由和资源；而拥有最多科学资源、功成名就的资深科学家往往又缺乏年轻人的锐气、闯劲。

对此，王晓东感同身受，在应聘所长的“竞选方案”上特别强调一句话：“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王晓东称之为“心灵与物质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是指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追踪国际一线科研进展，选择研究方向，自由探索，没有外部干涉，不用跟着“专家”制定的指南走。“物质的自由”是实验室管理和经费使用由主任自己说了算，科研人员不用申请课题，每年就能得到如数下拨的200万到300万的固定经费。所里采用标准较高的年薪制，让他们过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享有平等的科研条件和资源。

但压力无处不在。这种压力不是论文、职称，不是每天每月考核或评价等行政压力，而是实验室主任5年后将面临严苛的国际同行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实行合同聘用制，在中国是全新的，即使在国外也不一定是主流。”王晓东形象地将之比为“吃青春饭”，“科研与竞技体育有相似之处，不行就退”。他介绍，第一轮5年评估，标准是研究小组在本领域有影响力，第二轮就提升到“本领域的世界领导者”。采用这么高的标准，不免有点残忍，但他必须坚持规则，基础研究就是要追求原创追求卓越。这几年，有1/5的科研人员因为没通过评估而离开了北生所。

当然，与国际接轨的体制也往往会遭遇现实的尴尬，也有考核通过的优秀人才离开了。“我非常遗憾，人才在市场流动才有价值，我只希望他们离开，是因为科学的原因。”他说。

“对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有次国外基金会执行总裁来考察北生所。他告诉王晓东，该所与其他研究所不同之处在于不自私。“因为在所里，无论是新来的同事还是所长，所有实验室的面积是一样大的。”

平等，随处可见。

所有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奉行“谁先预约谁先使用”的原则，一律平等共享，不会有“加塞儿”。

北生所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建立了科研辅助中心。中心主任与实验室主任平等对待。中心的任务是为各实验室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由于实现了开放共享，减少了无用功。

2008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席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研究所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经过几年的努力，北生所已拥有26个实验室和12个科研辅助中心，累计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40余人回国工作，已发表数百余篇高水平文章，论文平均质量居国内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之首，与发达国家世界著名的研究所相当。

谈到带给中国科技界的变化，王晓东更愿意把具体的成果抽象为理念，那就是追求卓越、批判性思维和合作的文化。

在所里，王晓东总是一双运动鞋、一件T恤的休闲装扮。他的称呼没有官衔，任何人包括学生都能直接对他提出质疑。

“北生所的经验能复制推广吗？”“为什么不能？”面对很多人的质疑，王晓东总是这样反问。“我们的意义在于在探索过程中总结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并非是报一两项成果、树个典型就一劳永逸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理想中的北生所是能够建立不断催生原始创新成果和人才的体制。”

“且行且珍惜吧。”王晓东下一步的目标是把基础应用研究推进一步。他自己也创建了生物科技公司，加快研发生产抗肿瘤新药。

“你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王晓东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了个事儿。在北生所，从学生到实验室主任、所长，从媒体记者、高级官员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一律吃食堂。有个官员来访，和他在食堂用餐后，感慨且惊讶地说：“我竟发现没有一个你的下属或学生对你行注目礼。”王晓东笑道：“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