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传出公务员蓄势涨薪之时，南方的深圳立刻遥相呼应。1月19日，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深圳代表团的讨论中，多位代表呼吁给公务员加薪，理由是企业员工年薪三十多万且增长非常大，香港的非常高，“公务员也是人，需要养家”。（1月20日《南方都市报》）

　　每一次公务员涨工资，也几乎都会带来社会舆论的一片质疑之声；而长时间不涨工资，又在公务员群体内部带来一片抱怨之声。背后是两个“悖论”：一个“悖论”是公务员抱怨收入低、福利差的同时，争夺公务员“铁饭碗”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另一个“悖论”是公务员拿来比较的统计数据显示其它职业收入增长快，而“幸福”中都人们却抱怨“无感”、“被增长”。因为公务员群体掌握着公权力，所以，给自己加薪，总会是一个敏感话题。实际上，背后的核心问题，一是公务员的工资标准究竟该如何确定？二是公务员的工资调整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

　　公众看待公务员的工资，不是看的个别地区和个别公务员，而是作为一个群体整体看待的，因此，公众质疑公务员涨工资的理由，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都比各地规定的最低工资高3到8倍，而世界平均只有2倍，公务员再涨工资确实让很多人眼红；二是公务员的收入稳定，又和“铁饭碗”、“福利房”、“变通福利”联系在一起，尽管中央各种“禁令”之下灰色收入可能减少了，但依然不能只简单看工资条上的数字；三是一些法定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的群体不仅已经落后，而且也没有看到涨工资的迹象，公务员率先涨工资当然会引来不满；四是如果公务员的待遇不好，为什么还有无数人削尖脑袋要进入公务员队伍？

　　从公务员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来，公务员自认为公务员还是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但工资收入与私营部门以及一些科研事业单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心理不平衡；二来，大多数基层公务员也主要是拿着工资过日子，也和普通百姓一样，面临着买车买房的生活压力；三来，要求涨工资是每个劳动者的权利，企业员工加班还有加班费，而公务员加班却没有加班费，希望劳动的付出与收入成正比也十分正常；四来，与国外的公务员工资，特别是那些高薪养廉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比，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确实不算高。

　　而我国的法律关于公务员工资的规定，只是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至于如何“相协调”、“相适应”却没有规定，如何“提高”也没有程序规定，以至于公务员工资的调整变成了简单地看“财政收入”基础上领导的胆量，公务员工资的增加也演变成了内部“秘密”，从而造成了不同系统、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公务员因收入差距而抱怨，也因为社会信任度降低、合法性不足，导致公众意见较大。

　　因此，公务员涨工资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得先给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定一个公认的参照，确定一个调整的规范透明程序。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律基本上都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公务员工资的调整幅度必须适当低于工资成本指数，还必须得到民意机关的通过才行，同时，还有相关法律实现了公务员工资“阳光透明”、“最高封顶”，而且公务员的财产也是公开的。总之，公务员涨工资，不仅是一个经济收入的问题，更是一个政府诚信与透明的问题，需要慎重。

　　目前，在中央“禁令”频出之下，公务员终于开始有了“官不好当”的感叹，如果此时给公务员大幅涨薪，无疑会对公众观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公务员的工资还没有到非涨不可的时候，对待公务员的工资调整，不妨抓住时机先行改革，确立科学依据，规定严格程序，再拿出科学的统计数据，在公开透明的氛围里，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将决定权交给作为民意机关的人大来表决。实际上，正因为正常机制，所以多数法治国家并不用为公务员薪酬纠结，而我国，也亟待走出“个别比较呼吁”的循环，因为这也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